――中科院系统所张里千教授访问记

郑忠国 周劬 张松岭

 

   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上午，我们叩开了中关园张里千教授的家门，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，张教授回忆了他所知道的许宝騄先生：

    许先生当然是一位值得纪念的数学家。许先生天资聪颖。先是在燕京大学化学系求学，后转至清华数学系，当时清华的教授有杨武之、熊庆来等。杨武之就是杨振宁的父亲，他是一位家教很严的父亲，有时甚至杖责儿子，听说一度因此而使父子关系紧张。不过，后来杨振宁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与其家教甚严有关，杨武之教授自认学术声望不算高，但对优秀的员工总是赞许有加，曾作诗书赠先生，首句即为：“许公宝騄，颇有天才”。

    当时清华可算中国数学的一个学术中心，学校当时请了两个著名的外国教授，其中之一便是维纳，清华面向全国办数学培训班，培养了一批教员。当时，杨武之公开承认自己的数学成就、解题能力不及他的员工，但他认为解不出难题的教授也可以培养出杰出的员工，因为老师知道哪些题难，哪些题重要，可以布置给员工去想。许先生等数学家也许正得益于在清华的这些训练，据华罗庚先生后来回忆，当时他们一个班有约40人，这门课老师出了几道难题，他（华罗庚）就上图书馆查题鉴、查参考书，向助教请教，每天晚上开夜车，匆匆忙忙完成才发现当天就要交作业了，每次都以为只有他一人按期交作业并得全分，但发下来的，才发现每次都是四个人，另外三人就是陈省身、许宝騄、柯召，我想，他们的数学底子也许正是通过这一段的竞争，打得比较牢固。

    后来，许先生去英国念书，他的老师就是费歇(Fisher)，费歇也承认许的解题能力强于他。许在30年代做的论文，被一些人士认为他可能是继Fisher之后执掌统计大旗的人，但是许先生身体很差，学术工作不能不受到一些影响。所以，后来成就就稍逊于皮尔逊(Pearson)和耐曼(Neyman)，但仍是世界一流的统计学家。后来，美国发展统计时，就邀请过许先生去美国，从以上不难看到，数学要学好，就要做难题，搞科研才有基础。许先生，华先生都信奉“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”，他们俩在西南联大时都抢着开课，哪门课自己想补一补就要求开哪门课。

    我敬重许先生，尤其是他提拔后进的作风，可以这么说，是许宝騄造就了钟开莱，若没有许宝騄的提拔，钟开莱恐怕就难以成名。钟开莱在中学时成绩很好，以双百、第一的成绩考进了西南联大，在大学期间成绩也很好，师从华罗庚研究数论。但钟与华都较自负，两人关系不很融洽，华罗庚出的论文题钟觉得不满意，钟就自己找题做。据说他们在讨论数学问题时，都曾拍案而起，互相反问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学位答辩时，结果是全票通过。之后，询问导师的意见，决定他是否留校，华罗庚立即回答“不留”，但许宝騄马上说：“你不留我留”。一般来说，如果一个教授决定不留某一员工，别的教授不便再留，但许先生实在爱惜钟的才华，又知华、钟二人关系不好，结果钟开莱改从许先生。当时，如果不能留校就可能去中学教书，中学教书课比较重，那样钟开莱可能就出不来（成果）了。所以，钟开莱很敬重许先生，《许宝騄全选集》(英文)就是他筹资出版的，还在“Annals of Statistics”上带头写了纪念许先生的文章。

    许先生身体一直不好。在清华时，体重还不到40公斤，他有肺病和胃病，肺病需要加强营养，但因为同时有胃病，营养得不到吸收。许先生体育成绩大概不及格。许先生在北卡罗莱纳大学开创了统计系之后，肺病复发了，他于47年底回北大数学系任教，次年初曾开设《矩阵论》。许先生回国可能也为了结婚，后来同女朋友散步时受了凉，肺病又犯了。50年前后，他主动与女友提出分手说“我不耽误你了”。由于种种原因，许先生终身未婚。

    我是47年考入北大数学系的，决定报考北大也是慕许宝騄的名。当时的说法是北大文科强、清华理工好，但在南京的张素诚老师写信劝我报考北大，说清华虽有陈省身，华罗庚这样的教授，但他们长期不在国内，现在北大已有了不少好教授，并且许宝騄，很快就要回北大任教了。于是我进了北大数学系，那时系主任是江泽涵先生，他比许先生高一辈，不过，他却十分尊重许先生。高年级的员工也很尊敬许先生，我们低年级的员工看在眼里，知道许先生声望很高，更觉得应该尊敬他。在大一下学期，我就很想听许先生的《矩阵论》，但因为大一课程太紧，而且当时兼任员工自治会理事，挤不出时间而没能去。

    我在大四选了许先生的《实变函数》课，这个时候，许先生身体恢复得很好，比起其他的数学家来，许先生有一个更突出的特点是：善整理笔记。他的授课笔记可以说是国内最拔尖的，也属世界一流。在讲述一个命题时，他把这个命题的种种重要条件整理到一起，转着圈子论证一遍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许先生的很多授课笔记，如《矩阵论》《实变函数》《弱极限理论》《抽样论》《点集拓扑》都堪称典范。他讲课也很高明，但还不能说是最好的。许先生讲课内容很透彻，没有什么漏洞，因此启发性略显不足。相比之下，华罗庚的讲课相对粗糙，却更具启发性。

    我毕业时是第一次100％全国统一分配，我想申请做北大研究生，后几经周折，去了科学院数学所（筹建中）。大四做论文时，很想受许先生的指导，因为进校就是慕许名而来。但因为江泽涵教授的拓扑方向仅我一人选课，自然由他来指导我了。许先生指导汪掬方。解放后许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，应是赵仲哲，他是1948年入校读研究生，我不算是许先生解放后的第一个员工。

    去了数学所后，我与许先生就只有业余的师生关系了。当时数学所是王寿仁搞概率论，我搞数理统计，许是科学院的学部委员，因此我仍受许先生的指导。许先生身体不太好，我们便隔一段时间去看望他，他社会关系不少，于是我们也告知他一些社会上的事情。他身体较好时，就在家里开讨论班，这对我们初学（统计）者受益很大。近代数学比较抽象，没有人带就会感觉吃力，不好学。在54、55年我做的论文，一些错误自己往往看不出来，但经许先生一指点，往往恍然大悟。其中有两篇论文，起初以为自己做对了，在许先生家做报告，讲着讲着卡住了，发现有问题，当时没有解决。回来后我开夜车，举反例发现结论错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就把全部解求出来了。这时，许先生用矩阵方法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。当时，我提出与许先生联名发表，但他在署名权上很谦让，多次拒绝了我的提议，只建议在论文末尾注明作者借此机会指出，许宝騄教授通过矩阵方程的求解，得到与文中同样的结果。（《科学记录》新辑第4卷，第1期，1960年，第14页），以后这一成果被引用时，都被称为“Chang-Graph”，而不是“Hsu-Chang-Graph”，这也是许先生建议的结果。当时，刚做论文时，英文提要是许先生帮忙改的，许先生说：“刚开始写文章，我要帮着改一改，以后我就不改了”。

    56年开始，许先生在北大面向全国开讨论班，发展国内统计事业，我在第一年开设了《初等概率论》，第二年开设了《数理统计》，当时王寿仁，赵仲哲，郑曾同也开设了相关课程，许宝騄先生当时的思想顾虑是身体，但让他休养，他又觉得闲不住。

文革时，张景昭老师去世后，我们就估计许先生恐怕不行了。尽管相对于他的声望，他所受冲击算小的，但他身体很差经受不住。我们虽然担心许先生，但也不敢去探望许先生，心里感觉对不起许老师。

 

(编者注：本文作者郑忠国(1938--)是304am永利集团教授，周劬和张岭松北老员工